1949年10月29日我国合法的配资平台，蒋介石命令汤恩伯前往台湾。
抵达台湾后，由于陈仪事件，汤恩伯惹怒了蒋介石。再加上蒋介石本人的薄情寡义，汤恩伯等一批为蒋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将领，渐渐失去了利用的价值，没有逃过兔死狗烹、鸟尽弓藏的命运。
1950年，蒋介石象征性地赏了汤恩伯一个“总统府战略顾问”的虚衔。从此以后，汤恩伯的兵权被削，只担任了总统府战略顾问这个闲职，戎马一生的他在军事和政治上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，只能在平淡、无味中终老此生。
在台湾，汤恩伯一开始住在台北市锦南路。
在漫长的失意岁月里，他的心情极度郁闷，一下子老了许多，只能在写作中发泄满腔悲愤，寻找精神寄托。那段时期，他先后撰写了《现代战争与我们当前的任务》等多篇文章。
1951年11月，汤恩伯搬到了台北郊外。
那段日子，汤恩伯很少出门，也很少和过去的同僚、好友来往，每天只是自己埋头钻研文学、戏曲。
汤恩伯酷爱诗，还是梅兰芳的忠实戏迷，他的三个女儿名字分别叫汤国梅，汤国兰，汤国芳，全名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“梅兰芳”，足见他对梅兰芳的痴迷。
晚年时期，研究文学、戏曲，给了汤恩伯许多精神上的慰藉。
事实上，在台湾的岁月里，不只是仕途上的没落凋零，生计上的压力也加剧了汤恩伯的苦闷。
抵达台湾后，汤恩伯一家的生活过得很拮据，常常为钱发愁，曾经锦衣玉食、山珍海味吃惯了的他们不得不学习如何省吃俭用地过日子。
1951年3月31日，汤恩伯在日记里写道：“至台后闲居一年，目前均感生活困难。此次迁乡居住，本拟节省开支，不料修理房舍又超越预算，反增许多开支。”
1951年年末，汤恩伯的经济状况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，不得不把大部分佣人遣散，尽可能减少开销。
1951年12月，汤恩伯在给好友王彰的信里写道：“弟只能留男女佣人各一名，其他人员非安排出去不可，因明年生活已至山穷水尽，每月最多不能超过二千元。”
有一次，汤恩伯得了盲肠炎，前往一家小诊所住院、做手术。
恰好这时候，好友徐复从台北来探望他。徐复看到诊所的条件很简陋，担心医生的医术也无法保证，问汤恩伯怎么不去大一点的医院，汤恩伯尴尬地笑着说：“没有关系，这里便宜。”
早在年轻时期，汤恩伯就长期受胃病困扰，而且一直拖着没有治疗。到了50年代，他的胃病越来越严重。为了方便看病，只好又返回台北居住。
然而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，汤恩伯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糟糕。医生建议，必须尽快做手术，否则6个月之内有生命危险。那时候，台湾的医疗条件有限，做不了这个手术，得到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去做。
听了医生的“最后通牒”，汤恩伯连续四天寝食难安，彻夜难眠。
汤恩伯的夫人王竟白人在美国，得知消息后，立即给他拍了一份电报，敦促他马上启程来美国治疗。
收到夫人的电报，汤恩伯翻来覆去地想了很久。他明白，美国的医疗技术和设施无疑是顶尖的，但是我国合法的配资平台，去一趟美国，医药费、路费、再加上到了美国后的各种开销，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，他根本负担不起，至于伸手向别人借钱，他又实在张不开这个嘴。
思来想去，汤恩伯认为日本是一个不错的、退而求其次的选择，前前后后大概只需要七八千，他勉勉强强能凑出来。
精打细算一番后，汤恩伯最终决定到日本做手术。
汤恩伯病逝后，周至柔写过一篇悼念文章，提到了汤恩伯赴日本时的情形：“他临走时与平常人一样，手臂粗粗的，我从未想到他会死在日本。当时他还同我开玩笑说：‘至柔，我相信我会回来的。’上飞机时，送他的几百个人，他都一一握手，而且谈锋甚健。”
之后，汤恩伯向蒋介石申请到日本治病。蒋介石批复时大为恼火，忿忿的说：“有大过的人，还想去日本治病。”然后大笔一挥，在纸上签了四个字：“就地医治。”
后来，医生反复强调汤恩伯病情的严重性，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了下来。
1954年5月27日，汤恩伯乘坐飞机前往日本，住进东京庆应大学附属医院。
不久后，汤恩伯经历了第一次手术，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，达到了预期效果。
那段日子，谷正纲、胡健中路过日本，特地到医院看望汤恩伯。
汤恩伯欣喜地对他们说：“我十二指肠上的瘤已经割去了，病因胃溃疡，胃也割了三分之二。”
谷正纲后来回忆：“我获悉他的病不是癌病绝症，而且医治经过良好，甚感欣慰。”
然而，没过几天，汤恩伯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，于6月29日猝然离世，终年55岁。
1954年7月15日，汤恩伯灵柩从殡仪馆送往下葬地，何应钦、陈良、胡宗南、蒋经国为其执绋
汤恩伯去世后，胡宗南曾约徐复在家里见面，从抽屉里取出几封信，递到他的手里。
这些信是汤恩伯在日本期间给胡宗南写的，徐复接过信后，拆开来看，其中有一封信上写道：“我无法支付医药费，恳请胡先生在老蒋面前为我想点办法。”
当时，胡宗南收到汤恩伯的信后，立即替他向蒋介石竭力请求。最后，蒋介石答应周济3000美元。
但是，汤恩伯没来得及拿到这笔钱，就匆匆离开了人世......
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，不代表联华证券_融资融券炒股_融资借钱炒股观点
